金庸在隨筆《民歌中的譏刺》中曾自述：“抗戰(zhàn)時我曾在湘西住過兩年，那地方就是沉從文《邊城》這部小說中翠翠的故鄉(xiāng)�！倍�打量金庸近百年人生，竟發(fā)現他在湘西居住的時長僅次于香港、海寧和衢州等地，湘西實為金庸人生旅途無可回避的一大驛站。

　　但湘西又是似重還輕的，金庸這段行歷，旁人幾無文字相涉，本人也欲語還休，僅在兩篇隨筆中留下一點片段，見聞感知則大多化進了小說，其湘西行歷也就變得極不顯豁，以致當年的湘西居址，數十年來都無從確定。

　　既然一睹《金庸湘西行歷圖》全貌，已是煎水作冰而不可得，那不妨將現有文獻做一番管窺，明明滅滅的雪泥鴻爪連綴起來就是一幅行歷簡圖。

　　1942年夏，金庸從衢州中學畢業(yè)，其時江浙一帶已大半淪陷，他被迫西奔重慶投考大學。千里跋涉，備嘗艱辛，行經浙、贛、粵、桂、湘五省，途經湖南時路資將盡，只得于當年冬天投奔正在湘西開辦農場的同學之兄。此時離考試還有些時日，他便寄居農場，打工備考，直到1943年夏，才赴重慶考取中央政治學校。

　　1944年秋，金庸因與國民黨職業(yè)學生發(fā)生沖突（一說因拒絕參加青年軍）被勒令退學，托表兄蔣復驄關系，謀得中央圖書館館員工作，暫得寄身�；蛟S冥冥之中與湘西緣分未盡，那位湘西農場主來渝辦事，再度邀請金庸協助經營農場，并許諾有收成后，資助金庸出國游學。求學之志不減的金庸頗為心動，便于1945年4月19日從中央圖書館離職，與當時已從中央大學休學的高中同學余兆文一道前往湘西農場，直至1946年6月才離湘返浙。

　　一說農場在“沅陵”。此說疑出自蔣百里侄孫蔣啟霆的回憶，嚴曉星《金庸年譜簡編》便采此說，記載為:“（一九四五年）五月，與中學同窗余兆文赴湘西沅陵，仍經營農場”、“（一九四六年）七月，從湖南沅陵返鄉(xiāng)�！�

　　一說農場在“瀘溪”。此說出自萬潤龍《“華山論劍”，79歲的金庸是如何上山的？——我與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一）》，其回憶：2003年9月23日下午，金庸先生出席“五岳聯盟”長沙媒體見面會，興致勃勃地談及自己年輕時到湖南的經歷，說道：“那是湘西瀘溪的一個農場”。

　　直至劉國重兄傳來查玉強先生從余小亞處獲得的余兆文《履歷表》，余小亞正是當年與金庸同赴湘西的余兆文之女。

　　這份南京市第四中學檔案室的余兆文自填《履歷表》顯示：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余兆文在湘西浦市湖光農場從事雜務管理，介紹人為查良鏞。

　　浦市鎮(zhèn)位于瀘溪縣，有了這宗線索，湘西農場地點便縮小到一鎮(zhèn)。這激起了筆者一發(fā)其覆之心，且附驥尾，做最后一步考證。

　　第256頁記載：“麻溪口種羊場位于沅水中游西岸，地鄰浦市、李家田、上堡三個鄉(xiāng)鎮(zhèn)地界，面積1.2780萬畝。民國時，寧鄉(xiāng)人王侃在此辦湖光農場。新中國成立后，縣于1956年在此創(chuàng)辦畜牧場�！�

　　第262頁記載：“民國29年（1940），岳陽人王侃在麻溪口辦的“湖光農場”內開辟第一個苗圃，育油桐苗10畝。”

　　瀘溪縣浦市鎮(zhèn)自古便是水陸要津，晚清以來商賈輻輳，舟楫絡繹，是湘西四大古鎮(zhèn)之首。種羊場位于沅水西濱，山壟延綿，白浦公路穿境而過，如今場內有中南最大種羊場“瀘溪縣種羊場”。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錯落于山丘間，當年農場取名“湖光”，自有應景之意。

　　而蔣啟霆回憶為沅陵農場，或許有歷史語境的原因。沅陵自古便是湘西地區(qū)“首府”。1942年，湖南設第九行政督察區(qū)，以沅陵為治所，轄沅陵、瀘溪等縣。由于督察區(qū)以序數冠名，不易辨識，又經常變更序數和轄縣，到了民國后期，不得不改以治所地冠名，而民間為圖便利，早以治所稱呼督察區(qū)，如瀘溪所在的第九區(qū)便被稱為“沅陵行政督察區(qū)”，由此產生了“大沅陵”概念。因此，將瀘溪歸入沅陵，在民國語境下并無不妥。

　　2000年9月24日，金庸在岳麓書院作“中國歷史大勢”演講時，說道：“我對湖南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什么原因？我是浙江人，當時我在浙江南部念書，我自己的家鄉(xiāng)跟浙江北部給日本軍隊占領了。在錢塘江以南守御這一條線的是湖南部隊,即國民黨王東原的部隊，192師在我們浙江北部布防，抵抗日本人。當時我們在浙江南部念書的人對那一支部隊很親厚，常常去慰勞他們,覺得這些湖南老鄉(xiāng)幫我們守衛(wèi)家園,不容易。王師長是湖南寧鄉(xiāng)人（筆者按：此處記錄者耳誤，將臨湘聽成了寧鄉(xiāng)），他的兩個兒子在我們學校讀書，跟我同學，和我是好朋友，還帶我去部隊看過。”（《金庸：中國歷史大勢》第20頁）

　　世人多為金庸口述所誤，以為此處提及的192師王師長便是王東原，實則謬也，王東原是安徽人且當時軍職更高，192師師長另有其人。查史可知是1941年12月升任師長的湖南臨湘人王堉�！夺橹型瑢W錄》顯示，金庸的湘籍高中同學僅王鐸安一人，為湖南臨湘人，而據金庸另一位高中同學斯杭生回憶，王鐸安之父便是駐衢部隊192師師長，王鐸安還有個弟弟也在衢中，低一年級。王侃既是王鐸安之兄，那便是王堉師長的子侄了。據《岳陽市志》人物卷記載：抗戰(zhàn)勝利后，王堉師長解甲歸田，在岳陽湖濱開辦農場，竟也叫“湖光農場�！�

　　湘西舊稱“蠻荒”之地，但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府遷都重慶，大西南戰(zhàn)略地位彰顯，湘西憑著沅江水系、川湘公路和湘黔公路之便，成為大西南的門戶。當時日軍多次轟炸沅陵，企圖據有湘西，進犯川渝，但終告失敗。淪陷區(qū)的黨、政、軍、校和難民紛紛涌入湘西，有的取道西遷，有的就地落腳，“抗戰(zhàn)期間共有15000余人遷居瀘溪�！保ā稙o溪縣志》第522頁）飽受顛沛無定之苦的金庸，得以棲息瀘溪。

　　在湖光農場，金庸協助農場主王侃經營農場，在山坡上墾出梯田，種植桐樹，再榨取桐油，行銷出去。民國時，湘西造林種樹以油桐、油茶為主（《沅陵縣志》第314頁，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年版），多年后，金庸還記得“荒山，亂石嶙峋，那是連油桐樹、油茶樹也不能種的�！保ń鹩埂哆B城訣》）

　　桐油是一種防腐蝕涂料，廣泛用于軍工養(yǎng)護，在民國初年本甚平常。但隨著世界大戰(zhàn)陰云籠罩，桐油成為各國均需的戰(zhàn)備物資。而中國本就是世界最大產桐國，巨大的出口需求促使國內桐樹種植如火如荼�？箲�(zhàn)時，桐油已位列中國控制換匯物資之首，國民政府多次以桐油為擔保向美國借款。湘西是國內第二大桐油產區(qū)，湖南省成立了油桐推廣委員會并在沅陵設工作站，油價奇漲，商人逐利，“于是種者愈多。環(huán)邑數百里，足之所及目之所接，皆是物也�！保ā躲淞昕h志》第314頁）

　　而1938年10月，沅陵成為湖南戰(zhàn)時省會，諸多機構遷入。1939年，湖南省貿易局在沅陵設辦事處收購桐油。1940年，中國植物油料廠沅陵榨油廠建成。（《沅陵縣志》第25、26頁）�！捌鋾r江浙一帶內遷人員，多從沅陵站換車入川，川湘線日，由沅陵開重慶，月各發(fā)車3次�！保ā躲淞昕h志》第399頁）。因此，沅陵作為舊湘西的政治、經濟和交通中心，對周邊縣域有著極強影響力。

　　翻閱金庸小說，會發(fā)現他提及的湘西地區(qū)，不出瀘溪、沅陵（辰州）和辰溪三縣。因金庸往返瀘溪與重慶，由沅陵乘車最便捷，從事桐油營生，又必往來于沅陵商談業(yè)務，對沅陵的熟悉也就理所當然了，而湖光農場與辰溪僅一江之隔，其曾向內遷辰溪的湖南大學申請借讀，這些都是他當年行經的故地，寫進小說也就很自然了。

　　《射雕英雄傳》中提到：“經常德、辰州，順沅江而上，瀘溪與辰溪之間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那就是鐵掌山了�！碑敼�靖、黃蓉兩人到達山下后，“望見五座山峰聳天入云，峭兀突怒，形似五根手指豎立在半空之中�！�

　　“鐵掌山”是金庸杜撰的《武穆遺書》藏書地，郭靖、黃蓉在此大戰(zhàn)鐵掌幫，于鐵掌幫圣地的山洞中發(fā)現遺書。

　　瀘溪與辰溪以沅江為界，“鐵掌山”自是屹立于沅江邊。遍覽兩岸群山，唯有辛女巖形如五指向天。辛女巖在瀘溪縣浦市鎮(zhèn)鐵柱潭村，與湖光農場直距僅幾公里，《大清一統(tǒng)志》描述辛女巖：“奇峰絕壁，高峻插天，壁立水中，有石屹立如人。”辛女巖為當地苗人的祭祀圣地，巖頂原有辛女廟，據《辰陽風土記》記載，每年苗人扶老攜幼，祭祀于此，喝酒吃肉，打鼓唱歌，五日五夜方散。

　　而金庸將“鐵掌山”設為《武穆遺書》藏書地，或許受到了當地歷史傳說“二酉藏書”的影響。二酉，指大酉山和小酉山。一說兩山俱在沅陵，一說大酉在辰溪、小酉在沅陵�！对�和郡縣志》記載，“大酉山有洞名大酉洞，小酉山在酉溪口，山下有石穴，中有書千卷，舊云秦人避地隱學于此�！惫湃吮阋浴岸�酉”為典故代指藏書豐贍，有“學富五車，書通二酉”之說，歷代文人吟詠不絕。

　　金庸寫《三十三劍客圖》，有六篇故事參考了《酉陽雜俎》。而這部書的書名，正是取其包羅萬象，仿佛是遍閱“二酉藏書”后所作筆錄之意。由此推之，金庸是知曉二酉典故的。

　　沅江自大西南崇山峻嶺間奔騰而出，在湖南四水之中，最具野性。《射雕英雄傳》第三十二回“湍江險灘”中，郭靖、黃蓉船行沅江，望見“混濁的江水束在兩旁陡峰之間，實是湍急已極”，到了“青龍灘”，河床陡然下傾，江水噴濺注瀉，急流送船，勢逾奔馬，兩人在駭浪之上與鐵掌幫激斗。金庸以半章篇幅描寫“青龍灘”之險，讀來為之驚目。

　　這“青龍灘”有多險呢？出身東海桃花島的黃蓉“雖然自幼與波濤為伍，但見滾滾濁流掠身瀉注，也不禁頭暈目眩，抬頭向天，不敢平視江水�！倍�裘千仞這位武功僅次于五絕，又號稱“水上漂”的大高手，在離岸不遠的江面跌入水里后，怕被急流沖走，不敢浮上來透氣，只能沉到江底攀住底部巖石，手足并用，憋氣學狗爬，逃向岸邊�！罢讨�武功卓絕，岸邊水勢又遠不如江心湍急，雖吃了十多口水，終于爬上了岸。他筋疲力盡，坐在石上喘氣�！保ń鹩埂渡涞裼⑿蹅鳌罚�

　　1956年，金庸在隨筆《馬援與二征王》中寫到：“馬援又去打湘西沅凌一帶的苗族，因為水流湍急（那就是沉從文小說《邊城》中愛上翠翠的大哥翻船而死的青龍灘一帶），船不得上，天氣又很熱，軍隊中流行疫病，馬援就病死了。”

　　這是金庸筆下“青龍灘”的最早出處，此灘與湘西歷史地理相關，當非虛構。而歷史上，馬援病死于“清浪灘”邊。因此，金庸筆下的“青龍灘”或許就是“清浪灘”，即沉從文筆下的“青浪灘”。

　　經查《沅陵縣志》，發(fā)現第693頁記載：“馬援被阻于沅水青龍灘（今清浪灘）南岸壺頭山”，可知“青龍灘”是“清浪灘”的古稱。取水勢湍急，宛如青龍過江之意，清人陸應谷有詩《清浪灘》云：“水聲怒作伏獅吼，霹靂橫飛蛟龍走�！�

　　沅江以“清浪灘”最稱天險，暗礁密布，激流狂瀉四十余里，數千年來吞噬了無數生命，舊時有“船過清浪灘，闖出鬼門關”之說。沉從文在《沅陵的人》里寫道：“沅水……以青浪灘最長，石頭最多，水流最猛。順流而下時，四十里水路不過二十分鐘可完事，上行船有時得一整天�！�1939年，國民政府在沅江設險灘照料站，“總站設清浪，配30人，照料船只過灘�！保ā躲淞昕h志》第25頁）。1949年后，經過數次炸礁疏浚，清浪灘之險不復存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隨著下游五強溪大壩橫亙沅江，高山出平湖，沅江第一險灘“清浪灘”沉入水底，如今的清浪灘江面已靜如處子。

　　有趣的是：小說里郭、黃二人欲往漢口，從桃源境內的沅江下游登船往北邊行進，而“清浪灘”位于桃源西南方的沅陵，屬沅江中游，按方位，兩人絕不會路過“清浪灘”。顯然金庸施展了“乾坤大挪移”，將“清浪灘”從沅陵挪到了桃源。

　　這種因小說情節(jié)需要而施展的挪移術，在《連城訣》里也用了一次：金庸將杭州的蝴蝶挪到了湘西。舊版《連城訣》里提及湘西一帶的人叫一種黑色大蝴蝶為“梁山伯，祝英臺”，雌雄一對，雙宿雙飛，始終不分開。但由于他先前已在隨筆《梁山伯與祝英臺》里提到這種叫“梁山伯、祝英臺”的黑色大蝴蝶是杭州一帶的，為免附會，便在修訂版《連城訣》里將“梁山伯、祝英臺”改成了黃黑相間的大蝴蝶。

　　“只見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纖，大船的纖夫多至數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纖夫躬身彎腰，一步步的往上挨著，額頭幾和地面相觸，在急流沖激之下，船只竟似釘住不動一般。眾纖夫都是頭纏白布，上身赤膊，古銅色的皮膚上滿是汗珠，在烈日下閃閃發(fā)光，口中大聲吆喝，數里長的河谷間呼聲此伏彼起，綿綿不絕。下行的船只卻是順流疾駛而下，剎那間掠過了一群群纖夫�！�

　　在寫纖夫拉船力竭后，舊版《射雕英雄傳》原文是：“這時下游又駛上一艘烏篷船，原本三十多名纖夫，到這里歇下了一大半。郭靖心道：“瞧來下面的江水，比這里更急一倍有余�！�

　　修訂版《射雕英雄傳》，金庸增修了兩筆：“這時下游又駛上一艘烏篷船，三十多名纖夫到這里都是氣喘吁吁，有的便躺在江邊，疲累之極，再也動彈不得。郭靖心道：‘瞧來下面的江水比這里更急得多�！�又見纖夫中有幾個是花白頭發(fā)的老者，有幾個卻是十四五歲的少年，都是面黃肌瘦，胸口肋骨根根凸出，驀地里覺得世上人人皆苦，不由得喉頭似乎有物哽住了�！�

　　筆墨一揮，便浮出悲憫，文字的氣象就迥然不同了。為纖夫這一底層群體添“閑筆”，并非煽情，實則出自金庸當年親身見聞。這些吃力氣飯的人，終年在惡浪咆哮的沅江邊上胼手胝足，卻仍然衣食不周，這里頭寄托著作者的惻隱，作者與這條江、這群人曾有過某種緣分。

　　在《倚天屠龍記》和《笑傲江湖》中，還出現了湘西排教。排教即排幫，舊湘西從事木材營生的人結成的幫會。湘西木材運輸以“放排”為主，山中伐木后，將木材扎成排節(jié)，由放排人駕馭，經江河漂流到碼頭。放排時生死難測，遇到險灘急流，一不留神就木散人亡。浦市是當時排幫的重要交易碼頭，金庸耳聞目睹，便將排幫寫進了小說。

　　在《連城訣》中，戚長發(fā)為掩人耳目，將唐詩劍法訛傳為“躺尸劍法”，其中的招式名稱也改成諧音字或同聲異形字。

　　舊版《連城訣》里，戚長發(fā)向狄云傳劍時，將“衣冠拜冕旒”這一招說成“衣冠拜馬騮”。然而馬騮是粵語猴子的意思，湘西一帶的人講出來甚是古怪，修訂版《連城訣》便改為“一官拜馬猴”。

　　于是“落日照大旗”這一招，在舊版里本是“綠日招大姐”，修訂版里改作“落泥招大姐”，為何這般改動？金庸來了句旁白：“在湘西土音中，這“泥”字和“日”字卻也差不多�！�

　　湘西土音便是指“湘西鄉(xiāng)話”，是分布在沅陵、瀘溪和辰溪等地，歸屬不明的瀕危漢語方言，以狄云老家沅陵麻溪鋪的鄉(xiāng)話最為純正。乾隆年間編纂的《瀘溪縣志》稱鄉(xiāng)話為“鄉(xiāng)談謎語，語言聱牙，令人不可曉。”《辰州府志》便以漢字記音的方法記錄鄉(xiāng)話常見詞。

　　其實，除了這招“落泥招大姐”，還有劍招據湘西土音改名，比如“孤鴻海上來”，在舊版里是“古洪喊上來”，修訂版改為“哥翁喊上來”，因在湘西土音中，“鴻”和“翁”，韻母都是əu。如今的湘西土音已經瀕危，使用人群很少，沅陵、瀘溪和辰溪等地早已通行西南官話（客話）。

　　而金庸談到湘西土音時，單單以“日”字和“泥”字相近舉例，絕非信筆為之。而是由于它們“特殊”，涉及到音韻學著名論斷，即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提出的“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簡稱“娘日歸泥”，簡單來說，便是聲母n和r（中古時期的娘、日二母），均從n（上古時期的泥母）分化而來。湘西土音中“日”和“泥”讀音相近，自是傳襲了上古讀音。楊蔚《湘西鄉(xiāng)話語音研究》便認為湘西鄉(xiāng)話由古吳楚方言流變而來，頗多古音遺存。

　　在《書劍恩仇錄》中，湘西辰州（今沅陵等地）有一路古怪功夫叫“僵尸拳”，只見：“言伯乾忽然兩目上翻，雙臂平舉，僵直了身子，一跳一跳的縱躍過來，行動儼如僵尸。這是言家拳中的一路奇門武功，混合了辰州祝由科的懾心術而成。他雙目如電，勾魂懾魄的射向敵人，兩臂直上直下的亂打，膝頭雖不彎曲，縱跳卻極靈便�！�

　　后來在《神雕俠侶》中，金庸又寫了湘西武學名宿瀟湘子，其身材高瘦，臉無血色，形若僵尸，手持哭喪棒，武功招數也形同僵尸。

　　這些都化用了“湘西趕尸”的傳說。湘西山川險阻，人死異鄉(xiāng)，運回棺木殊為不易，便由趕尸人在僵尸額頭貼一道祝由科的符，念著咒語，搖著攝魂鈴，引導僵尸走路回家。祝由科是一種以符咒治病的中醫(yī)醫(yī)科，盛行于湘西辰州，所用的符也叫辰州符，湘西趕尸便是通過辰州符來操控。

　　金庸善于馳騁想象，另辟武學蹊徑，世間萬象在他筆下都可以入武。僵尸武功，雖鬼氣森森，但交手之時，一招一式，都清楚明白，場景感極強，再加以旁白，奇譎詭異卻有根底，讀者觀之，神馳目眩，越看越有味道。

　　《瀘溪縣志》形容當地“八分山一分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村莊”，縣志536頁提到“那時，水旱災害連年，匪患禍亂頻仍，官稅加重，人民生活極其艱苦�！�

　　金庸在《談〈彷徨與抉擇〉》中回憶：“這些農村之中，大多數人家是數代沒有一張桌子沒有一張椅子的，在大雪紛飛的嚴寒天時中也是沒有鞋子襪子穿的，一百人中是難得有一個人識字的……�！�

　　余兆文《履歷表》顯示，湖光農場“只供伙食無工資�！毕敫纳苹锸常�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好辦法，金庸時常跟著最要好的覃姓農民朋友“去捉魚、釣田雞、打山雞�！保ń鹩埂墩劇瘁葆迮c抉擇〉》）

　　許多年后，楊過在外流浪，便常常燒烤青蛙，充饑度日。而令狐沖和任盈盈在山澗之中初見面，他請盈盈吃的第一頓飯，竟是二十余只烤青蛙。見令狐沖洗剝青蛙，拔劍斬首除腸，動作麻利，盈盈笑道：“古時有屠狗英雄，今日豈可無殺蛙大俠？你這獨孤九劍神妙得很哪�！�

　　而家中連一條凳子都沒有，只有草織圓墊的覃姓農民朋友“搞野味”，未必是山村生活有樂趣，也可能僅僅只是為了充饑。

　　在《笑傲江湖》中，陸大有向同門講述了令狐沖計賺“湘西猴兒酒”的趣事：“大師哥忽然聞到街上酒香撲鼻，一看之下，原來是個叫化子手拿葫蘆，一股勁兒地口對葫蘆喝酒。大師哥登時酒癮大發(fā)，上前和那化子攀談，贊他的酒好香，又問那是什么酒？那化子道：‘這是猴兒酒！’大師哥道：‘什么叫猴兒酒？’那化子說道：湘西山林中的猴兒會用果子釀酒。猴兒采的果子最鮮最甜，因此釀出來的酒也極好，這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剛好猴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蘆酒……�！绷詈鼪_豪爽善飲，一番懇求，叫化子答允他一兩銀子喝一口。哪知令狐沖這一口好長，只聽得咕嘟咕嘟直響，一口氣就把大半葫蘆酒喝得滴酒不剩。

　　“猴兒酒”在古籍中多有記載，并非湘西獨有。如陸柞蕃《粵西偶記》中提及：“粵西平樂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釀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數百石。飲之，香美異常，名曰猿酒�！�

　　猿猴造酒，本就是酒的起源之一。猿猴以采集野果為生，且有藏果習性，久之，含有糖分的野果通過自然發(fā)酵生成天然酒漿。金庸當年或許在湘西山林中嘗過“猴兒酒”這等野釀，心底難忘，于是化進小說，聊以為趣。

　　多年后，金庸回憶瀘溪的生活經歷，稱“那是在自己最窮困潦倒的時候�！睂W業(yè)中斷的他寄居沅江小山村，難免感傷國事蜩螗，命途多舛。但他并未荒廢學習，曾試譯《詩經》和《牛津袖珍字典》，可惜未能完成。

　　當時湖南大學已于1938年內遷至隔壁辰溪縣辦學，金庸便有了借讀湖大，重續(xù)學業(yè)的念頭。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金庸致函湖南大學校長胡庶畢：“學生原籍浙江海寧……懇請先生準予在貴校借讀以成生負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許，生愿受嚴格之編級試驗，或請準予暫在四年級第一學期試讀，如成績不及格可即予開除，但求能賜予一求學機會…..自知所請于貴校規(guī)定或有未合，惟請先生體念陷區(qū)學生環(huán)境之特殊、情況之艱苦，準予通融借讀或試讀….。” （參見： 湖南省檔案館“國立湖南大學 · 人事類 · 關于各處學生請求借讀等資料 · 自1945年起至1948年”的221號檔案卷宗第35頁之查良鏞書信）

　　為打動胡校長，金庸還在信中吐露自己為求學輾轉突破日軍三道防線的艱難經歷。雖然言辭懇切，但湖大并未給予通融。十八日，胡庶華校長按有關規(guī)定簽字批復：“關于借讀需向教部請求分處，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絕了金庸的借讀請求。

　　“湖南鄉(xiāng)間風俗，山歌都是應景即興之作，隨口而出，押以粗淺韻腳，與日常說話并無多大差別�！保ń鹩埂哆B城訣》）

　　1957年，金庸回憶：“當地漢人苗人沒一個不會唱歌，幾乎沒一個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對于他們，唱歌就是言語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們一齊圍著從地下挖起來的大樹根烤火，一面從火堆里撿起烤熱了的紅薯吃，一面聽他們你歌我和的唱著，我就用鉛筆一首首的記錄下來，一共記了厚厚的三大冊，總數有一千余首�！薄斑@些成為我后來寫小說的寶貴素材�！保ń鹩埂睹窀柚械淖I刺》、三湘都市報座談會自述）

　　在湘西，男女多以對歌的形式來談情說愛。“那時他（覃姓農民朋友）正和鄰村的一個姑娘在熱戀之中。湘西農村中的戀愛很是羅曼蒂克，男的女的隔著一條小溪、躲在茶花后面你一曲我一曲的唱著山歌。這些山歌的調子很少變化，歌詞是每個人即興編造。他和那位姑娘在曉風之中，明月之下，不知已唱了幾千幾萬首山歌，每塊巖石、每一株桐樹都記住了他倆纏綿的深情的歌聲了。”（金庸《談〈彷徨與抉擇〉》）

　　中國民歌大致有山歌、小調和號子三種。金庸對民歌素來喜愛，對民歌掌故也是稔熟于心，曾寫過《民歌中的譏刺》、《黃虹八歌》和《談幾首歌曲》等民歌隨筆。他說“中國的小調，我們覺得悅耳動聽，可是外國人聽來卻覺得簡單無聊�！保ǘ拍习l(fā)訪金庸《長風萬里撼江湖》）。“拿我來說，一個地方有世界一流的音樂會，另一個地方是中國京劇、民謠，我覺得聽京劇、民謠要更接近自己的興趣，多半是與傳統(tǒng)有關系�！保▌�曉梅《香港學術界與金庸討論武俠小說》）

　　1954年至1958年間，金庸以林歡為筆名，為電影歌曲填詞，創(chuàng)作了許多歌曲。金庸認為“押韻的對唱，形式很是活潑新鮮”，自述“我曾學這種民歌式的體裁，替影片《小鴿子姑娘》寫了一個‘猜謎歌’”（金庸《談謎語》）。

　　金庸歌曲的代表作《梅心曲》便是典型民歌：“梅花村旁，湖水清，不知湖水有多深，拋塊石子試深淺，唱個山歌試郎心。滿湖落花不知深，不知郎心真不真，燈草拿來雨頭點，碰頭才知一條心。看花要到梅花林，梅花越冷越精神，種樹要種芭蕉樹，從頭到根一條心。蜘蛛結網在梅林，蛛絲雖細黏得緊，由他飄東與飄西，黏東黏西在眉心�！蓖ㄟ^借景抒情，表達出真摯的男女之情。其它如《門邊一樹碧桃花》等歌曲也有著很強的民歌氣息，歌詞簡樸，曲調爽朗，像抒發(fā)喜怒哀樂時的即興歌唱。要知金庸在這一時段末供職過的長城電影公司屬于左派陣營，強調電影的社會教育意義，但金庸為電影歌曲作詞，沒有“以文載道”，更多是對愛情的純粹描寫，這是頗為另類的。

　　民歌本為民間性情之響，陌上桑間的男女，歌以傳情，歌以擇配，最淺、最俚、亦最真。金庸小說也不時出現民歌，陳家洛、溫青青、秦淮河歌女、王鐵匠、狄云、岳靈珊、李文秀等人均唱過。金庸善于借民歌寫男女之情，既合情節(jié)，又顯心境。

　　《連城訣》里的湘西漢子狄云是唱山歌的好手，“他當年在湖南鄉(xiāng)間，本就擅唱山歌，湖畔田間，溪前山后，和戚芳倆不知已唱過幾千幾萬首山歌�！焙髞�，為誆寶象，狄云裝做無賴漢子，放開喉嚨，大聲唱起山歌：“對山的妹妹，聽我唱啊，你嫁人莫嫁富家郎，王孫公子良心壞！要嫁我癩痢頭阿三，頂上光！” 接著他逼緊喉嚨，模擬著女聲又唱了起來：“你癩痢頭阿三有啥香？想娶我如花如玉小嬌娘？貪圖你頭上無毛不用梳？貪圖你……。”他歌聲一出，胸間不禁一酸，自從那年和戚芳攜手同游后，這山歌已有五年多沒有出過他的喉頭，這時舊調重歌，聽者卻不再是那個俏美的小師妹。

　　“湘西有許多苗人，千百年前就被漢人趕到了貧瘠的山里。漢人的官吏和土豪惡霸常常欺侮他們，每過十年八年，苗人忍無可忍，便會爆發(fā)一次武裝反擊。我在湘西時，最近一次的漢苗沖突過去還不久，農村中流傳著各種各樣漢苗互相殺戮的事跡。漢人有新式槍械，人數又多，每次沖突自然總是苗人失敗。我在鄉(xiāng)下的市集上看到苗人和漢人交易，苗人總是很少說話，對于輕薄漢人的侮辱和嘲笑只是默默忍受，交易上吃了虧，也不敢有什么爭執(zhí)。有一晚天下大雪，我在一家農民家里作客，聽到一個保長喝醉了酒，口齒模糊地吹噓他如何手執(zhí)快槍沖入苗寨，如何奸淫苗人的姑娘、搶劫他們的財物�；鸲雅缘穆牨姶蠖际秦毟F的農民，但他們都覺得，欺侮苗人是很應該的，他這樣做不是不道德，反而是個英雄。我忍不住向那保長挺撞了幾句，說：“如果別人這樣欺侮你的女兒，你心中怎樣？”他大怒之下，從此和我成了仇人�！保ń鹩埂墩劇瘁葆迮c抉擇〉》）

　　沉從文在自傳里講過一樁隱痛，他的生身祖母是苗人，由于當時苗漢通婚生下的子嗣沒有社會地位，不能參加文武科舉，在為沉家生下兩個兒子后，就被遠嫁他鄉(xiāng)，沉家對外稱她是漢人，已經去世，還為她立了個假墳。沉從文還提到官府鎮(zhèn)壓革命黨時，屠殺了許多無辜的苗民，決人生死的方法竟是把人牽到天王廟前擲竹茭，一仰一覆的順筊，開釋；雙仰的陽筊，開釋；雙覆的陰茭，殺頭。

　　湘西的苗漢史就是一部“相斫書”，世代相殺的慘烈，讓金庸思索民族相處之道。1961年，他提出武俠要“主張人類的平等，各種族之間的和平相處。在描寫古代民族之間的斗爭時，如漢人反抗?jié)M清等等，主要是從愛國心出發(fā)，而不是從種族偏見出發(fā)。”（金庸《對武俠片的期望》）

　　后來他的小說突破漢民族本位，越發(fā)強調民族融合，出現了超越民族界限的英雄蕭峰，最終出現了沒有民族屬性的韋小寶，由于他的父親可能是漢、滿、蒙、回、藏的任一族人，他天生不持任何一種民族主義立場。作為小說家，嘗試通過小說人物命運的走向指出一條民族倫理革新的路子，這顯示了金庸對中國民族問題的長期思索。他自認為：“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些進步之故�！保ā督鹩棺髌芳�》三聯版序）

　　沉從文曾說湘西的山水“隨意割切一段勾勒紙上，就可成一絕好宋人畫本”，但若以為湘西是遠離喧囂的世外桃源，那便是一種大誤解。

　　“那年春天，農村中發(fā)生了天花。我所住地方附近的三個農村，十分之七八的大人和小孩都染上了。農村中沒有半點醫(yī)藥設備，短短一個月之內，我所相識的農民死了五十多人，幸而沒死的，險上也都留下了難看的疤痕。”（金庸《談〈彷徨與抉擇〉》）

　　金庸的那位覃姓農民朋友，全家染上天花，母親、哥哥、妹子都死了，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后來他雖然好了，但一個英俊的青年變成了滿臉痘疤。他一頭牛和三口豬都賣了，用來埋葬他的家人，從此成為赤貧，相好的姑娘不久也嫁了別人。他的田早在七、八年前就賣給了別人，但那買田的有錢人設法不轉錢糧戶冊，每年的錢糧仍是要他繳納，交涉和哀求都沒有用。繳不出，縣里下來催錢糧的稅吏就要收“草鞋錢”——從縣里走了幾十里路，草鞋走爛了。稅吏所收的“草鞋錢”其實就是遲交的利息，這次付了草鞋錢，過得十天半月，稅吏又會再來。金庸氣憤地向那稅吏交涉，他卻說這不關他事，縣里的糧簿上記的是金庸那朋友的名字。

　　在多重打擊下，“他成日癡癡呆呆，對什么都失卻了興趣。我想同他一起到縣政府去交涉，改了糧冊上名字，他也一樣不關心了，只說：‘沒有用的，命中注定的�！�他一生之中再也沒了幸福，或許，他還是死了的好�！� （金庸《談〈彷徨與抉擇〉》）

　　讀罷此文，讓人想起沉從文，這位金庸最喜歡的中國作家。兩位先生筆下的湘西都由兩重世界組成，山川是極其秀美的，老百姓也多是勤勞樸實的，但卻有一種“殘酷”籠罩著這種“詩意”，讓老百姓在一種無望的悲苦中麻木地活著。沉從文的《辰溪的煤》《丈夫》《貴生》等文字莫不流露出這種痛苦，《沉從文自傳》更是充滿了無辜鄉(xiāng)民被肆意屠戮的回憶，僅榆樹灣一地，清鄉(xiāng)軍閥就殺了兩千人。冷峻的文字揭示了舊湘西的社會底色，兵禍、匪患、災荒、苛政，老百姓在動蕩不寧的歷史風雨中命如草芥。金庸在《民歌中的譏刺》里也提到自己在湘西記錄下來的那一千余首民歌中“談情的數量固然最多，但也頗有相當數量的歌曲是詛咒當時政治的。”

　　沉從文晚年感慨道：“一個才質平凡的鄉(xiāng)下青年，在社會劇烈大動蕩下，如何在一個小小天地中度過了二十年噩夢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運動余波的影響才有個轉機，爭取到自己處理自己命運的主動權。”（《沉從文自傳》附記）

　　他和金庸都從近處瞧見了活在底層的那群湘西鄉(xiāng)民，他們過著怎樣的日子。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面對不公、面對死亡，無力改變，只能默默忍受著那份攤派到自己頭上的命運。所謂“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如果沒有沉從文和金庸的這些文字，他們照舊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水花都不曾濺起一朵。

　　在湘西的兩年，是金庸唯一與底層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時光，他領略到了以他的階層原本這輩子都領略不到的東西，這對后來辦報紙、寫小說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

　　1959年，金庸在《明報》發(fā)表他的第一篇社評《我們的立場》，提出幫助社會實現“公正與善良”的辦報立場。他寫道：“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2000年，金庸在自傳體散文《月云》里寫道：“金庸的小說寫得并不好。不過他總是覺得，不應當欺壓弱小，使得人家沒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極大的痛苦，所以他寫武俠小說。他正在寫的時候、以后重讀自己作品的時候，常常為書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淚�！�…他寫佛山鎮(zhèn)上窮人鐘阿四全家給惡霸鳳天南殺死時熱血沸騰，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傷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這些文字真是不勝低回。在這里，金庸見到了山川秀美，民風淳樸，也見到了悲風苦雨，向死而生。但世變之亟，無人能預知其流極。1946年離開湘西，金庸便再也沒能回來。

　　許多年后，水闊山遙，湘西已在萬重之外。他修訂小說，讓李沅芷做了金庸江湖頭號出場人物，這一筆，真可謂隱于不言，細入無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