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地流民起義，沿海武裝走私，人民自己救自己！朝廷不要海權，而沿海人民則以武裝走私捍衛(wèi)中國海權。

　　于是，東南沿海一帶，興起了各種各樣的海商武裝集團。這些海商集團，較之以往倭寇，大有改觀，他們在更為廣闊的世界里和更加開放的條件下，分享了經(jīng)濟全球化利潤。

　　朝廷不知新大陸，不知銀子來路，可他們知道；朝廷依靠“澳門—馬尼拉”航線，由西班牙人做轉口貿(mào)易，而他們卻揚帆出海，走東洋，下西洋，做海外貿(mào)易；朝廷不妨海禁，而他們則必須海通。出于對自由貿(mào)易的需求，他們懂得了海權的重要，海商要賺錢，就要維護中國海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鄭氏集團。

　　在鄭氏集團興起之前，還有海盜林道乾和林鳳等，他們縱橫海域，同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進行武裝斗爭。

　　林道乾，有人說是閩人，有人稱是粵人，他年少時，做過小吏，因得罪縣官，而投身海盜集團，后來自立，亦商亦盜。

　　他曾于臺灣聚眾三千，駕巨艦，出入于雷州、瓊州諸處，往返于渤泥、潮州之間，視明朝官府有如無物。

　　北宋《太平寰宇記》有《渤泥國》一篇，一一記述了由南海諸國前往渤泥的路線圖。若按圖索位，可見其大致就在加里曼丹島北部的文萊一帶。

　　青花瓷釉料“蘇麻離青”又稱“蘇渤泥青”，其音似，在景德鎮(zhèn)俚語中，“泥”“離”不分，明人已然混用，今觀仇英所繪《職貢圖》，已可見渤泥國使臣亦在朝貢的隊伍中。原來，渤泥國是這種青花瓷釉料的產(chǎn)地之一。這就難免一問，林氏逐利至此，也來取“蘇渤泥青”？當年，鄭和下西洋時，就從這里運回了許多“蘇渤泥青”。

　　林氏船隊，雖然商盜合一，貿(mào)戰(zhàn)一體，但其未有國家主義背書，身后，更缺乏工業(yè)革命的推動，因而成就有限。

　　當東印度公司紛紛崛起于國際地緣經(jīng)濟中心的世界島時，倭寇式的海盜時代，亦如強弩之末，就快要到頭了。

　　故其航程，僅限于下南洋，渤泥國是南洋的盡頭，再往前去，就是下西洋了，可西洋已非中國民間海權能涉足的地方，列強于此，你爭我奪，先后由英、荷兩家東印度公司執(zhí)掌。

　　但在南洋，中國民間海權還有用武之地。自漢唐以來，迄于宋元，乃至明清，歷朝歷代，其深耕南洋者，已逾千年，閩、粵之民，海通于此，開枝散葉，別立門戶，一如家常。

　　林以私船，游掠于臺海、南海間，海禁之下，沿海官兵焉能不管？他曾在閩海與俞大猷大戰(zhàn)一番，敗退臺灣，駛往北港，泊舟于打鼓山下，置塢設廠，修船、造船，重整船隊，以圖再戰(zhàn)。

　　林氏看似被招安了，實際上是另辟港口，屯集貨物，興販海外，以其“海商—軍事”集團來割據(jù)海權，挑戰(zhàn)海禁。

　　對于民間海權，朝廷無法容忍，欲滅林氏等人，故通知暹羅、安南等國發(fā)兵配合，還請葡人出兵，一同圍剿。

　　然而，南洋諸國卻不聽大明的號令，不愿得罪林氏等人，更不敢與林氏動之刀兵。大明為遠水，而林氏乃近火！這是一把興邦的火，也是一把滅國的火。這把火，從臺海、粵海燒到南海，一直燒至南洋諸國，燒出中國氣魄。

　　大國海盜，貿(mào)易所至，不但富可敵國，其兵鋒所向，亦可敵之一國，雖然難撼大明王朝，卻能遠懾南洋諸島。

　　可葡萄牙人則視中國海盜為眼中釘。他們來中國，非同中國海盜分享海權，而是為了獨占大航海帶來的全球化利潤。他們一路行來，除通商、傳教外，還有殖民。但凡能殖民者，便訴諸武力，如在印度；若不能殖民者，就開展合作，如在中國。

　　他們積極響應大明王朝，同明軍一道，對中國民間海權進行圍剿。明人瞿九思《萬歷武功錄》中有《林道乾、林鳳列傳》，其中記載了當時的情形，說有二十余位葡人，自備武裝，打探到了林氏船隊的所在地。于是，他們引導明朝水師遠征。最后雖未成功，但大明朝廷對葡人“國際主義”的表現(xiàn)甚為滿意，若以時下口吻言之，堪稱“葡鐵”，而葡人所得，亦超預期，不但在澳門站穩(wěn)了腳跟，且以掃蕩倭患、肅清海疆的名義，攬取大明海外貿(mào)易。

　　若將哥倫布拿來做比較，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當年哥倫布橫渡大西洋，追求黃金、香料及其目的地——中國，然其止步于美洲，未達中國，此乃西方文明近代化的一次試錯之舉。

　　哥倫布被馬可波羅的《游記》指引著，走向中國，但他卻沒沿著歐亞大陸方向海陸兼行，從西往東走，而是采取了當時佛羅倫薩天文學家托斯卡內(nèi)利的方案，從海上走，一直向西走，走出地中海，走向大西洋，由大西洋還向西走，走向中國海。

　　馬可波羅在其《游記》里說，中國海域，有島嶼7448個，但它們都不受中國管轄，黃金、香料等貴重物品，就從那些島嶼來。馬可波羅本人也到過其中的爪哇和蘇門答臘島。

　　托斯卡內(nèi)利說，那些島嶼，只有“商人”和“市場”，他為什么要特別強調(diào)這一點？他要向歐洲傳遞什么信息？也許他要告訴歐洲人，那里是國際地緣經(jīng)濟中心，正在形成一個統(tǒng)一性的世界市場，但缺少一部擁有主權的國家機器。

　　南洋華人社會，就是個只有“商人”和“市場”的社會，有市場機制，無國家機器，亦無王朝以國家信用來為華人社會背書，而海盜式“海商—軍事”集團，也沒能轉化為國家機器。

　　適逢歐洲輸出國家機器，正以暴力輸出和制度輸出的方式，將其輸出到有“商人”有“市場”的地方去。華人社會，雖然捷足先登，下南洋，下西洋，但終于不敵歐洲的國家機器。

　　歐洲人進入東方，有七家東印度公司，有哪一家不是一部國家機器？有哪一家不代表國家利益、不表達國家意志？

　　歐人以其國家機器，去發(fā)展國家資本主義，所以，到頭來，還是他們贏了，贏就贏在其殖民利器——國家機器上。

　　據(jù)說，葡萄牙朝廷曾經(jīng)討論過托斯卡內(nèi)利方案的可行性，卻未采納，哥倫布得知后，便致信，向托斯卡內(nèi)利咨詢，并從托斯卡內(nèi)利那里獲得一份由其本人為了說明自己的理論而寫給葡萄牙廷臣費爾南馬丁斯的一封信的副本，可謂“拾到了金蘋果”。

　　他認為，中國，也就是他筆下的“契丹”，是很值得拉丁人來尋找的，不但因為從那里可以得到一大批以往從未得到過的黃金、白銀以及各種各樣的寶石和香料，更因為那里有智者、學問淵博的哲學家和星相學家，中國強盛繁華就是因為用了他們的才華和機智來治理，戰(zhàn)爭也是靠了他們的智德，才獲取勝利。

　　當時，“中國熱”已開始在歐洲醞釀，“到中國去”成為大航海時代悄然到來的先聲，其“先機”，雖由馬可波羅緣起，可為此“先機”提供權威性證據(jù)的第一人，卻是托斯卡內(nèi)利，因此，我們可以說，他是兩百年后歐洲啟蒙運動“中國熱”的“先知”。

　　“到中國去”，不光是一句口號，還是一個行動和一條路線，因此，怎么走？往哪兒去？就是一個迫切的問題。

　　對此，托斯卡內(nèi)利提供了一個建議，他的建議，沒有采取馬可波羅的路徑，而是主張開辟新航道，直奔中國去。

　　他告訴馬丁斯：從里斯本城直接向西航行，到達最宏偉巨大的城市杭州。在航海圖上共劃出二十六格，每格各有二百五十海里。這樣一算，航程就清楚了，但這一算法，并非出自他本人。據(jù)說，葡王聽了，要臣子馬丁斯找原作者求證一下，以定取舍，可在這期間，爆發(fā)了戰(zhàn)爭，此事便擱置下來，再也沒有了下文。

　　但這封信，從靈魂深處，喚醒了一位暫住在里斯本的意大利人，他來自熱那亞，出身寒微，學歷不高，默默無聞，但他生性浪漫，勇于試錯，他的成功有如神話一般，是個奇跡。

　　他就是哥倫布，由于他最終成為了一個劃時代的人物，后來者就把那個時代的所有強項和長處，都賦予了他。

　　有人把大航�？醋骺茖W探索的勝利，因而把他也說成是科學思想家，但有史料證明，他的邏輯推理能力和其拉丁文一樣差；有人認為，他以大航海的行動帶來了地理大發(fā)現(xiàn)，那么以此稱他為“地理學家”應當不過分吧？可又有證據(jù)表明，即使在地理科學方面，他也沒有走在自己時代的前面，而是落在后面。

　　若以理性標準來評價他，即使在地理學方面，他也只能算是一個中世紀人，而且還是一個沒有什么批判能力的人，他只能從舊的、隨處可見的東西中摘出一些現(xiàn)成的論據(jù)，卻裝成一副學問淵博的樣子，一段又一段地援引希臘和拉丁的古典作家。

　　這些評價，出現(xiàn)在20世紀初由英國人赫德遜撰寫的《歐洲與中國》一書的第七章“取道墨西哥”中，至21世紀初，該書有了李申、王遵仲、張毅等人合譯的中國譯本，此譯作由中華書局出版。

　　如此這般評論，是否中肯，對于哥倫布來說，已經(jīng)沒有什么意義，在歷史轉折關頭，有時試錯比知識更重要。

　　我們早已習慣于格言式的“知識就是力量”，總是忘了提醒自己，突破知識的試錯，有時比知識更有力量，“劉項原來不讀書”，類似中國的例子，我們也可以將它放在哥倫布身上。

　　對于托斯卡內(nèi)利的說法，多說無益，一試便知，要緊的，不是知識如何正確，而是試錯的勇氣，孰能生死看淡，說干就干？被葡萄牙人放棄的，哥倫布將它拾起：舍我其誰也！

　　葡萄牙人不敢一試，那就去問問西班牙人，不要問向理性——問其知識來源的正確性，而是要問向神性——問其被靈魂的勇氣激發(fā)出來的冒險精神。

　　而結果就是，葡、西兩國，各行其道，葡以達伽馬領航，西以哥倫布遠洋，皆往中國而去，均由大西洋啟航。

　　此二人者，一個自西向東，從大西洋進入印度洋，行駛在東西方傳統(tǒng)的歷史航道上；一個則一直往西，走在以海洋文明試錯開辟新世界的航道上；一個可以對其航程，進行知識來源可靠性的考察；一個則在歷史的空白處，惟以信念和靈感導航。

　　哥倫布在出海前，跟費迪南德國王和伊莎貝拉王后簽訂了一份合同，對此，赫德遜一直不能理解，何以國王與王后要跟這樣一個熱那亞的窮小子簽合同，其何德何能，以至于斯？

　　書中，赫德遜嘗試了一些說法后，又放棄了，但他保留了最后一個理由，那就是哥倫布一定掌握了他人不知的什么秘密，所以才能獲得這樣一份合同。他這樣想，是因為哥倫布后來的成功，然而，在當時，有幾人敢簽這樣一份九死一生的合同？

　　因此，與其說是哥倫布說服了國王與王后，而毋寧說是國王與王后選擇了哥倫布，也可以說他們是天作之合。

　　試想一下，當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南下，繞行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到達印度，并前往中國時，作為葡萄牙的前宗主國——西班牙該如何選擇？是跟在后面，也去西非，尋得黃金海岸、象牙海岸、花椒海岸、奴隸海岸，沿途拾余，撿取殖民貿(mào)易的點滴芝麻，還是另辟新航道，直奔中國，捧住東方財富的西瓜？當然是后者啦！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它不屬于芝麻，而屬于西瓜。

　　至于哥倫布，他“一無所有”，這就夠了。他若有產(chǎn)業(yè)，放著錢不賺，他會去嗎？不會！他若有權，放著官不做，他會去嗎？不會！他若有學問，明知自己無知，他會去嗎？不會！

　　好就好在他“一無所有”，無牽無掛，可以說走就走，就像崔健的搖滾里唱的那樣，“我一無所有”，“你何時跟我走”？

　　當時，能跟他走的，放眼全世界，能有幾人？出發(fā)之前，除了葡萄牙，對他早已不以為然，還有法蘭西、英吉利，哪一個又給了他好眼？看好他的，惟有一人，那就是伊莎貝拉。

　　她不但以女人的直覺，從他身上，感知了桀驁的血性，更以女王的直覺，從他嘴里，聽到了西班牙將來的國運。

　　大航海的時代就要到來，從哪里來？從地中海來，所以，地中海海域的航海家們成了先知；往何處去？往中國去。

　　時有不同，其勢亦異。彼時，蒙元帝國尚在，陸�？梢约嫘�，而此時，蒙元早已式微，奧斯曼帝國橫跨歐亞，控陸海，于是，歐洲人掉頭，從向東、向東再向東，轉而向西，往大西洋去。

　　這就正好與馬可波羅的方向相反了，而西班牙立國就立在從地中海進入大西洋的咽喉要道上，一把掐住了直布羅陀海峽，成為了從大西洋“往中國去”的新起點。由此出發(fā)怎么走？有三個方向：往北去，從南歐到北歐，再往北去，就是北冰洋，走不通；往南去，沿西非海岸南下，葡萄牙人已經(jīng)開了頭，作為曾經(jīng)的葡萄牙的宗主國，西班牙人當然不愿意跟著走；那就只有一個方向可去，亦即相信地球是圓的，橫渡大西洋而去。

　　傳統(tǒng)航海，都是沿著海岸線航行，視野不離陸地。在航海圖上，標滿了所至海域的海岸與島嶼的名字，不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摸著島嶼航行，可橫渡大西洋，則是沒有航海圖的航行，看不到海岸線的指引，也沒有標注過的島嶼可供摸索，只能用指南針，用中國人發(fā)明的指南針，向著中國方向不著邊際的航行。

　　當時沒有哪一個國家敢于投資這種不著邊際的航行，這是一個浪漫的念頭，非理性決定，以浪漫投資要靠女人。

　　伊莎貝拉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王后，但又不僅僅是王后，在西班牙聯(lián)合王國形成以前，她還是其中一國的女王。

　　史載其自律甚嚴，堪稱道德楷模，但在賭國運的決策上，她卻浪漫起來，表現(xiàn)出如孟子所言“率性之謂道”了。

　　她先是征求作為丈夫的國王同意，好在國王同意了，沒讓她“一意孤行”。常說一個偉大男人的背后都站著一位女人，哥倫布身后，就站著這樣一位女人，更何況還是一位女王。

　　所以，我們說，在開啟大航海時代的歷史功勛章上，應當有兩個人的名字，除了哥倫布外，還有她——女王伊莎貝拉。

　　哥倫布四次橫渡大西洋，就其初效而言，均未達中國而返，若以中國為目標論其成敗，可以說是失敗的航行，若以其收益論得失，較之葡萄牙那一路財源滾滾，則可謂得不償失。

　　赫德遜說，在墨西哥和秘魯?shù)呢敻弧捌茣浴鼻�，西班牙海外收獲少得可憐。葡人船隊，年復一年，滿載貨物，經(jīng)由馬六甲，回到里斯本，賺得盆滿缽滿，而西班牙船隊，卻一虧再虧，本想發(fā)一發(fā)“中國財”，結果，反而破了財，僅靠一點零星貿(mào)易補償虧損。

　　然而，這一失敗的航行，卻打開了世界歷史的新門，兩千年前古希臘人的地圓猜想，終于得到了大航海的證明。

　　歷史的進步，固然要理性指引，但通往未來，多半要在未知的領域里摸索前行，理性不夠用了，還得用非理性。

　　有兩條航線，開啟了大航海時代：一條，沿岸航行，繞過非洲，經(jīng)由印度洋，徑往中國而去；另一條，則離岸而行，橫渡大西洋，然后，取道墨西哥。兩線雖異途，卻同歸于中國。

　　赫德遜的書，第六章是“繞過非洲的道路”，第七章是“取道墨西哥”，第八章是“被包圍的中國”，它們向我們提示了從16世紀到17世紀的一個世界歷史的輪廓，輪廓的中心，便是中國，葡萄牙人“繞過非洲”，西班牙人“取道墨西哥”，從東、西兩路，分別而至，在東亞，對中國形成包圍，造就東洋與西洋夾擊的天下。

　　對此運勢，大明朝懵然無睹，而歐洲方面，亦無預先規(guī)劃，更無預期管理，但憑歷史的“理性的狡計”運營至此。

　　孰能兼行二道，成其合圍之勢？哥倫布、達伽馬各行一道，皆有局限，孰能超越二者，成為真正的“全球通”？

　　在歷史運勢的風頭上，來了一位后生，他先做了達伽馬的后生，成為葡萄牙船隊中的一員，曾經(jīng)訪問過馬六甲，因而熟知了“繞過非洲”那一路，但僅此一路，焉能“全球通”？故其脫離葡藉，轉入西班牙，來做哥倫布的后生，實現(xiàn)其環(huán)球航行計劃。

　　1519年，麥哲倫率船隊出發(fā)時，距哥倫布之死，已有13年，而且就在他出發(fā)前兩年，西班牙人又拿下了墨西哥，命名為“新西班牙”，而先行一步的葡萄牙人則早已到達了中國。

　　橫渡大西洋后，麥哲倫一行，沿南美洲向南航行，經(jīng)過一海峽時，他發(fā)現(xiàn)，這海峽與大西洋和大南海相連，于是，他將之命名為“圣徒海峽”，后人為了紀念他，改稱為“麥哲倫海峽”。

　　出海峽，進入大南海，風平浪靜，波瀾不驚。大難不死后，天下太平，他不禁脫口而呼：啊，太平洋！其航向，從大南海向小南海，他認定，香料群島，還有中國，都在小南海上。

　　到過馬六甲，就是不一樣，故其能于不著邊際中，領略大方向，麥哲倫之優(yōu)于哥倫布者，正在于此，以其兩路皆通。于是，從大南海往小南海北上，沿西北方向，入小南�！�—南洋。

　　但他未往中國，而是落腳在菲律賓群島上，這是為什么？因為，他要殖民，要獲得一塊殖民地作為自己的封賞，對于中國，他還不敢作殖民地的非分之想，不但中國體量非其能撼，而且中國那時為歐洲所向往，中國君王也為歐洲作了政教分離的榜樣。

　　再說，葡萄牙人已先行一步抵達中國，寧蜷縮于南海一隅，分享中華海外貿(mào)易，也不敢像達伽馬那樣建立殖民地。葡萄牙人尚且如此，他又何德何能來挑戰(zhàn)中國這個大一統(tǒng)的天下？

　　但他身上沖動著達伽馬式的血腥，以夷制夷，借力打力，先是各個擊破，然后分而治之，他熟悉這一套，故放手一試，可他畢竟不是達伽馬，一試之下，競以命隕。

　　天地不仁，殃及其身，還連累其歐洲妻兒，可他留給這世界的，則是一條“全球通”的航道，他以此為大航海時代劃了一個完美的句號，為即將到來的海權時代，替西班牙開了個頭。

　　哥倫布沒走完的路，他接著走完了，剩下的路，誰都能走，有他沒他都行。但是，時代轉型，要借一顆英雄的頭，他送上來了，誰要他在中國門口，按下了海權時代到來的按鈕？“菲律賓”的國名，據(jù)說是以西班牙王子的名字來命名的，當王子成為國王時，在世界歷史上，西班牙就作為第一個海權國家出現(xià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