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中國學人海外博士論文叢刊》發(fā)布會暨“中國學人海外獲得博士論文研究”工作坊在復旦大學智庫樓舉行，活動由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辦。

　　據(jù)袁同禮先生《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中國留英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中國留學歐洲大陸各國博士論文目錄》等收載，中國學人在海外撰寫的博士論文，有4717篇，如放寬視域，更加搜檢，將遠超此數(shù)�！吨袊鴮W人海外博士論文叢刊》將擇其精要，由中西書局刊印出版，借以展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走向世界、融入國際學界的一個側(cè)影。

　　這次會議的召開，是因為之前黃曙輝兄邀我參加《中國學人海外博士論文叢刊》的工作。一個多月前的三月二十七日，與曙輝兄和王啟元在復旦的南苑餐廳碰面，起意配合“叢刊”的刊布，組織這樣的一個討論會。此后，特別是因為啟元投入了許多的精力，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做成了這件事，有了今天的相聚。

　　當然，這個會以及叢刊的編集，最主要的推動和實現(xiàn)，是因為曙輝兄和中西書局。在“叢刊”正式啟動之前，據(jù)我所知，曙輝已印出了林藜光的四卷《梵文寫本〈諸法集要經(jīng)〉校訂研究》和Achilles Fang（方志彤）的《龐德〈詩章〉研究》（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這兩部書，都可謂是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學人海外著述的頂尖作品。恰好，我個人與這兩部書，都有些前緣。

　　林藜光是現(xiàn)代中國佛學研究的杰出學人，我個人最初了解到他是2000年初在哈佛，當時哈佛燕京圖書館發(fā)現(xiàn)了一批鋼和泰男爵的文獻，梵文與印度研究系的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教授請當時在那里短期訪問的沉衛(wèi)榮先生看看這些材料，沉兄路上遇到我，約我去一起翻翻。這些材料非常豐富，僅與中國學人的信件就有與胡適、陳寅恪、翁文灝等等的往還文字（與西人的往來信件也很有趣，其中有一信而多次起稿的），其中包括了鋼和泰與其學生輩的于道泉和林藜光的通信——有關(guān)后者的情況，八年前沉衛(wèi)榮教授在《文匯報·文匯學人》上發(fā)表了《林藜光先生與鋼和泰男爵》的文章述其始末。林藜光對《諸法集要經(jīng)》的研究，是經(jīng)典性的，我對于佛典的多種語言文本對勘研究這方面的學問很無知；僅憑對鋼和泰那些材料的記憶，轉(zhuǎn)而對三聯(lián)版《陳寅恪書信集》中一份信的系年提出異議，承陸灝兄美意，發(fā)表在他當時主持的《萬象》上。

　　方志彤同樣是一位傳奇性人物，早年在清華讀哲學，與喬冠華、錢鐘書差不多同時，而后在北平等處工作（有關(guān)他與在華美國學人的交往，差不多十一年前北京大學的高峰楓教授有文章在《上海書評》上發(fā)表），一九四七年他有機緣接替李方桂，參與《漢英詞典》的編撰而轉(zhuǎn)去哈佛，之后一直作為非正式的教師在那里任教。我很早就了解一九三零年代初方志彤在北平清華大學的情況，上世紀末的一九九七年，陳尚君教授撰文質(zhì)疑唐代司空圖對于《二十四詩品》的著作權(quán)，我翻譯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在《中國文學思想讀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中的一條注釋（當時正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的南京大學張宏生教授復印了一份郵寄給尚君老師），其中提到方志彤曾有文章論說《二十四詩品》并非司空圖之作（后來我問過宇文教授，他實際上并沒有見過方，因為他一九八二年從耶魯轉(zhuǎn)任哈佛教授的時候，方已退休），同時我對相關(guān)情況做了說明，擬題《方志彤、宇文所安與〈詩品〉辨?zhèn)巍罚�刊登在《文匯讀書周報》上。后來我與在哈佛親炙過方志彤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梅維恒（Victor H. Mair）教授、加州大學圣芭芭拉校區(qū)艾朗諾（Ronald Egan）教授（現(xiàn)轉(zhuǎn)任斯坦福大學教授）都聊到過方志彤，前者感嘆“大耳朵方”非凡的語言能力，后者則津津樂道一九七九年錢鐘書先生訪問美國，在哈佛大學與方志彤重逢時的高談闊論，中文、英文、德文交加并出，艾形容說如同香檳酒拔塞之后酒汁噴涌而出。方志彤有關(guān)龐德《詩章》的研究，一九九九年我在當時任教哈佛英文系的黃運特教授的辦公室翻看過他復印的厚厚一摞文稿，很多年之后我所熟悉的廣州暨南大學的閆月珍教授在哈佛又尋出這份文稿，曙輝安排影印出來了。

　　這些個人的經(jīng)驗，固然瑣碎，但對于我本人的知識擴展很有意義。以前，要獲知乃至獲得中國學人的海外研究成果，并不那么容易。而今我們匯刊他們心血的結(jié)晶，既是一種紀念，更是為二十世紀中國學人走向世界并展開新的學術(shù)天地留影，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們或者努力于西學之升堂入室，如陳康的《亞里士多德論分離問題》及《巴門尼德斯篇譯注》；或者以現(xiàn)代方式重理固有學問，如胡適《先秦名學史》及其后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或者比照以觀而構(gòu)建新論域，如馮友蘭《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天人損益論》）等等——這些名家名作，構(gòu)成了中國文化在現(xiàn)代承傳、轉(zhuǎn)型、提升的一個值得高度關(guān)注的脈絡，它們在之后的學術(shù)史上導夫先路，某種意義上是具有典范性的工作。因而，可以說，我們編集《中國學人海外博士論文叢刊》，在中西書局出版，無疑是非常值得做的有價值的事情。

　　今天，各位匯聚于此，圍繞我們共同關(guān)心的論題，展開進一步討論，相信一定能拓寬論域，大有收獲，同時也期望對后續(xù)的“叢刊”有積極的推動。